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贊圬者獨善,惜未能兼善
——讀韓愈《圬者王承福傳》
《圬者王承福傳》大約作於唐德宗貞元十七年(801年)左右,當時作者韓愈正在京城長安調選。王承福立身行事的特異之處引起了作者的關注,於是為他寫下了這篇傳記。文章先介紹王承福的身世和人品,接著敘述他的職業態度,最後談他不成家的緣故,對他獨善其身、不與世俗同流的態度表示認同。文章名為傳記,實則通過他人之口譏諷了社會上那些無才無能,卻又貪圖官爵祿位的人,表明自己堅持儒家道統,兼濟天下的志願。全文婉轉波折,起伏有致,構局巧妙。
韓愈作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,其文章向來立意深邃、文風雄勁。《圬者王承福傳》看似是為一位泥瓦匠立傳,實則借傳主之口,寄寓了對社會現象與人生選擇的深刻思索。王承福本是京兆長安的農夫,天寶之亂時被徵入伍,持弓作戰十三年,雖獲官勛卻棄之不顧。歸鄉後因喪失田產,便以粉刷墻壁技藝謀生,至今已三十餘年。他寄居於店主家中,按房租食費調整勞酬,收支相抵後若有盈餘,便施捨給路上的殘疾飢餓者。
王承福的言論蘊含著樸素而深刻的人生哲學。他認為世間養生之具皆賴人力而成,人應各盡所能、相互依存。正如器皿各有其用,任職者不論權位大小,都應盡其所能。他坦言“用力者使於人,用心者使人”,選擇泥瓦匠這份“易為無愧”的職業,憑力氣掙錢,雖勞苦卻心安理得。他常年出入富貴之家,見證許多宅邸淪為廢墟,究其原因,多是“食焉怠其事”或“強心以智而不足”所致。這類見聞更堅定了他“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”的人生選擇,認為安守本分方能避禍。他拒絕成家,覺得自身能力有限,不願承受養家之勞心,坦言“一身而二任焉,雖聖者不可為也”。
韓愈初聞其言頗感疑惑,深思後認為他可謂“獨善其身”的典範,但也直言其“自為過多,為人過少”,頗有楊朱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”之風。不過韓愈亦承認,比起世間那些患得患失、貪邪亡道之輩,王承福的品格要高尚得多。王承福身上最難能可貴的,是他安貧守拙、自食其力的品性。在那個追名逐利的時代,他能拋棄官勛,甘為“賤且勞”的泥瓦匠,憑技藝謀生而不自卑,對勞動的尊重與對自我的清醒認知,足以令人欽佩。他見富貴如浮雲的通透,以及濟貧扶弱的善舉,更顯其人格閃光點。但正如韓愈所評,王承福過於執著“獨善其身”,缺乏兼濟天下的胸懷。人作為社會一員,既需獨善其身,亦需擔當社會責任。若人人皆如王承福般只求自安,社會發展必將受限。
這篇傳記對當今社會仍有啟示:我們既需借鑒王承福腳踏實地、不貪浮名的品格,又要避免陷入獨善其身的狹隘。在恪盡職守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,更應關注社會、兼濟他人,在“獨善”與“兼善”的平衡中,走出更穩健、更有意義的人生道路。
附原文《圬者王承福傳》
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。有業之,其色若自得者。聽其言,約而盡。問之,王其姓。承福其名。世為京兆長安農夫。天寶之亂,發人為兵。持弓矢十三年,有官勛,棄之來歸。喪其土田,手鏝衣食,餘三十年。舍於市之主人,而歸其屋食之當焉。視時屋食之貴賤,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;有餘,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。
又曰:“粟,稼而生者也;若市與帛。必蠶績而後成者也;其他所以養生之具,皆待人力而後完也;吾皆賴之。然人不可遍為,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。故君者,理我所以生者也;而百官者,承君之化者也。任有大小,惟其所能,若器皿焉。食焉而怠其事,必有天殃,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。夫鏝易能,可力焉,又誠有功;取其直,雖勞無愧,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;心難強而有智也。用力者使於人,用心者使人,亦其宜也。吾特擇其易為無傀者取焉。
“嘻!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有年矣。有一至者焉,又往過之,則為墟矣;有再至、三至者焉,而往過之,則為墟矣。問之其鄰,或曰:“噫!刑戮也。”或曰:“身既死,而其子孫不能有也。”或曰:“死而歸之官也。”吾以是觀之,非所謂食焉怠其事,而得天殃者邪?非強心以智而不足,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?非多行可愧,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?將富貴難守,薄功而厚饗之者邪?抑豐悴有時,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?吾之心憫焉,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。樂富貴而悲貧賤,我豈異於人哉?”
又曰:“功大者,其所以自奉也博。妻與子,皆養於我者也;吾能薄而功小,不有之可也。又吾所謂勞力者,若立吾家而力不足,則心又勞也。”一身而二任焉,雖聖者石可為也。
愈始聞而惑之,又從而思之,蓋所謂“獨善其身”者也。然吾有譏焉;謂其自為也過多,其為人也過少。其學楊朱之道者邪?楊之道,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。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,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,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?雖然,其賢於世者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,以濟其生之欲,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,其亦遠矣!又其言,有可以警余者,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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